太湖西山，凭吊最后一位国学大师钱穆

苦行僧

不了解钱穆的小朋友可能要问，钱穆是谁呀？所以，在这里先哆嗦两句钱穆。
我国唐五代十国时期，有个吴越国，统治着江浙一带，虽然当时中国战乱频繁，但吴越国却一直保持国泰民安。这个小诸侯国的开创人、第一位国王钱鏐，就是钱穆的直系祖先；
中国当代科学界泰斗级人物中的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都是吴越国王钱氏的后人，其中的钱伟长还是钱穆的亲侄，“伟长“的名字还是钱穆给他取的。
钱穆，字宾四，苏州无锡人，1895年出生。他只读过3年私塾、2年小学、4年中学。为生活所迫，只得从小学教师做起，边教书边刻苦自学，直到进了北京，先后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抗战时期在武汉大学、四川大学、西南联大教书。
让人万分惊叹的是，就在那个军阀混战和抗战烽火、国共争锋、逃亡香港等乱世年月里，钱穆却以惊人的毅力边教书边著述。逝世后据他的门生统计，他一生写作的经史文集60多部、1700多万字。其中的《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新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影响中国学术界数十年。因此，他被中国学术界尊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最后一位国学宗师”。
钱穆1990年在台湾去世，享年96岁。
说起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旅游网上写钱穆，那是因为2013年11月2日，我在台北外双溪畔东吴大学参观了钱穆的故居素书楼（见我的游记《最牛自由行——走到台湾深处12后半部分），了解到除了学术成就之外，其生活经历非常有故事性，于是产生了要写一写他的生平的想法。



（台北外双溪东吴大学里面的钱穆故居登山路口）



（台北钱穆故居素书楼）



（素书楼后院）



（素书楼内摆放的钱穆全集）



（素书楼内的钱穆塑像）



（素书楼内，钱穆和妻子胡美琦的合影照）



（胡美琦亲笔写的对联）



（钱穆老年照）
在台湾，我知道他去世后，遵照他生前遗嘱，他的亲人们把他的骨灰接回大陆，并葬到了太湖西山俞家渡村的山坡上。于是，我的这次江南之行就有了一个非常重要任务要完成，那就是去太湖西山，寻找钱穆的墓地。
我的人生有三大信条：一、把人生当旅游；二、把旅游当工作；三、把工作当游戏。这，是不是有点离经叛道啊？
钱穆走了一条曲折的人生曲线：
8岁丧父，过早地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1929年娶妻张一贯，生有三子一女。抗战时大部分国土沦陷，他将妻小送回苏州老家，只身随政府逃难大西南，妻子在苏州又生下小女儿。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钱穆回到苏州与家人团聚，任教江南大学。1949年解放军南下势如破竹，一心忠于“党国”的钱穆随几个倾向国民党的学者逃到广州，又流亡香港，在香洪组建新亚大学。
大陆解放，从此斩断钱穆与家人的联系。
局势平稳后，身在香港的钱穆给家里写信，让他的三个儿子去香港就学，家里却看到报纸上的消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只能控制其中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儿子们受其影响，均认为父亲逃至香港肯定是一种不爱国的行为，革命青年岂能走这条路？于是回信拒绝了父亲，还附上那篇剪报。
1950年，国民党某要员的女儿胡美琦到新亚书院读书结织钱穆；1951年钱穆到台湾为新亚书院募捐，同年，胡美琦随父迁到台湾，在台中师范图书馆边工作边读书；1952年春钱穆在台湾募捐活动中遭遇车祸，胡美琦得知后到医院探望，出院后又精心照料四个月之久，在亲密接触中二人感情加深。
这期间，51岁的大陆妻子张一贯因脑出血失去教师职业。这一切钱穆一无所知。
1954年，钱穆在香港的新亚书院有了起色，而内地的妻儿们生活更加艰难。张一贯在家里艰难练习走路，她要面对一切，必须自理生活，独自将儿女养大。而钱穆知道当时的形势，明白很难再回大陆了。
1956年，钱穆事业和健康上的困顿逐渐舒缓。他决定给胡美琦一个交代。这一年两人终成眷属。这一年，胡美琦27岁，钱穆过了花甲。
1966年，“文革”开始了，大陆逃港者涌至，香港社会也很乱。1967年，胡美琦和钱穆移居台北。也就在这一年，钱穆彻底与老家妻儿断了音讯。这时，钱穆73岁。
1977年，钱穆83岁，胃病复发，卧病40天，到了1978年农历新年才下楼走动，此时他双目因青光眼日益严重，几近失明。在大陆，和钱穆失去联系的妻子张一贯多年来独自支撑起这个家。1978年，张一贯撒手人寰。故去前，她甚至不知钱穆是否仍然活在世上。
大陆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86岁的钱穆终于和儿女们重新取得了联系。他们通了几封信，相约在香港见面（此时大陆和台湾仍不能相互往来）。这年夏天，继母胡美琦帮助办理了钱穆子女去香港的全部手绪。当时每天因私出境的名额很少，钱穆儿女一下子要去5个难度很大，但在有关方面的特别照顾下，总算批准了4人赴港。
1980年8月底，长子钱拙、次子钱行、三子钱逊、小女儿钱辉终于通过罗湖桥海关，坐上了去香港的列车。这是父子们失联30多年后的第一次相见。
半年以后的1981年2月，钱穆的侄子、中科学院资深院士钱伟长和钱穆的长女（亦为中料学院院士）钱易去香港访学，钱穆和胡美琦特地从台湾赶到香港与他们相聚。
时隔四年后的1985年，钱穆90岁生日，香港朋友和学生们为他祝寿。钱穆的儿女并带着他们的儿女们一家三代人第一次在香港相聚。这是钱穆离开大陆35年后一家三代相聚于香港。可惜的是大陆的妻子没能等到这天，而钱穆的大儿子钱拙已经病故。这次香港一家三代团聚，使钱穆非常高兴，有时说着说着会哈哈大笑起来。他在《师友杂忆》中写道：“余以穷书生，初意在乡间得衣食温饱，家人和乐团聚，亦于愿足矣！乃不料此亦难得。”
1988年初，钱穆生了一场大病，两个月不能起床，也很少进食。这时，台湾当局开放大陆赴台探亲的政策，长女钱易正在荷兰访学，马上提出申请，第一个得到通知批准去台湾探亲。11月的一天，钱易终于飞越阻隔骨肉同胞四十载的台湾海峡，来到了父亲的身边。
当钱易叫着“爸爸，女儿来了，女儿来看望你了！”扑向父亲时，钱穆顿时满脸笑容，拉起钱易的手连声说：“好，好，你终于来了。”当晚，他即下楼与家人一起用餐，饭后又问苏州、北京孙儿们的情况。见到大女儿，钱穆的胃口一天比一天好，又开始和客人们论古谈今了。但是这短短的天伦之乐，也被蒙上了浓重的阴影，钱易在台北住了一个月不到，就被台湾当局猜疑指责，污蔑她涉嫌叛乱，法院还送来了传票，家中敲门声、电铃声不断。钱穆生气地说：“他们究竟要把你怎样？这些人已完全放弃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他们不能理解我的女儿怎么会从这么远的地方来探望父亲，他们是不承认父女之间亲情的。”最终钱穆作出了要钱易提前两天离台的决定。离台的那天下午，一家人一起拍照时，父女还勉强露出笑容，但当钱易向他鞠躬道别时，钱穆的面容立即凝重起来，不说一句话。这是大女儿钱易最后一次与父亲见面。
钱穆去世前曾对续妻胡美琦说，希望晚年能在家乡安度余生。1990年8月30日，钱穆生前未能回到大陆，却在台北外双溪故居素书楼去世。l1月，胡美琦专程来大陆为其选择茔地，侄子钱伟长夫妇和小女儿钱辉全程陪同。最终他们选中了太湖西山湖滨的山坡上做为一代国学宗师的安葬地，因为这里的景色很像他和胡美琦当年在香港沙田家中楼廊远眺的景象。
钱穆逝世之后，钱胡美琦在台北全心投入钱穆全集丛书之整理、出版工作。
2012年3月26日凌晨，83岁的胡美琦在台北去世。之后，她与钱穆的门生们整理的1900万字的《钱穆全集》繁体竖排本在大陆出版。同年，胡美琦的骨灰也被钱穆的子女们接回大陆，安葬在钱穆的墓穴里。
这墓穴，就是我这次到太湖西山俞家渡石皮山探访的钱穆墓地。
2013年10月11日10：20分，我告别了美丽的西塘古镇，坐上大巴奔向苏州，11：30分到达苏州汽车南站。向售票员打听去太湖西山的车，售票员告诉我，坐公交就可以。
想不到到太湖还可以在苏州直接坐公交车，这注定是一次完全陌生的旅程。
在苏州南站坐3路公交车到吴中区医院，转乘58路车，好像一直向着西南，用了一个半小时才到达终点。让我大感意外的是，西山镇现在改了名字，叫做“金庭镇”了。这一下，我在百度地图上搜的地名全都不一样了。











（从右侧的胡同走进去就是俞家渡村了）
金庭镇位于太湖中心偏东的一个大岛屿，还要在这个岛屿上找一个叫俞家渡的村子。可是打听了不少人，都没有人知道俞家渡在哪里。最后才在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嘴里知道，俞家渡是在一个叫震夏的街道上——这里，竟然是苏州市的一个街道了。苏州市向太湖扩张的能力真的让人刮目相看。

于是，我在金庭一家邮局前坐上了又一路695次公交车，又花去我半个小时才到了所谓的震夏。下了车，一看站台名，却叫做“石公小学”。
车站的后面公路旁是三个大字“太湖源”，我就顺着这太湖源下那条路向深处走去，在一家超市前打听到，向右拐进去就可以到达俞家渡了。一路上全是房子，东拐西拐，在一处高地上才看到南面的水，竟然到了太湖的边了。
俞家渡村好大呀，但却好像是个空无一人的村子。最后总算找到一位妇女，向她打听石皮山，打听有一个叫钱穆的人的坟墓。那女的听了半天，最后才问：“你是不是要找那个台湾人的坟啊？”我说是啊是啊，请问怎么能找到。她说，要出村子向西，在半山坡上，坟后有个亭子。我问，还要多长时间能到，她说，起码半个小时。而且没有路，都是果树林子。这下我可有些崩溃了。此时天阴了起来，不时还滴下几滴雨，反正千难万险地来了，就是淋个全身湿透了也要走到底！于是我开始爬山，在橘子树林中找了一条杂草丛生的人行小道，深一脚浅一脚地一直向上爬去，树枝挂满黄橙橙的橘子我无心去看，只顾赶我的路了。不一会，树木渐渐变矮，换成了枇杷林了。
终于，在林梢上，我先是看到了一个尖顶，是亭子！我像是黑夜里看到暑光一样了，径直向那个亭子爬去。
终于到了，坟的四周没有树，只有光秃秃的石头。这，就是所谓的石皮山了。
围着坟墓转了两圈，坟墓四周围着石栏杆，左面和下方不远处是绿色的柏树，长势很好。墓的前方是一个墓碑，上书“无锡七房桥钱穆先生之墓”。在这个碑的下方，斜斜地有一块石头，上书“钱胡美琦，生于民国十八年农历四月十六，殁于民国一百一年农历三月初五。”我来到坟墓后面的亭子上向南望去，烟波浩浩渺的太湖出现在眼前。
















审神着我面前的这座不太大的坟墓，心中不禁生出许多感慨。钱先生生存在中国的战乱年代，却能坚持他的研究终身不辍，实在让人羡佩不已。又想到，中国民国年间，出现过群星灿烂般的学人，1948年，曾评选过中国81名科学院的院士。其中在国学方面能称为大师的，其留在大陆的人很多在学养上都要比钱穆大，但却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压或蜕变，因为没能坚持文人的特有品质，为当权者歌功颂德，结果没有人承认他们是国学大师了（如郭沫若、冯友兰、陈寅恪、梁思成等人）。这，实在让人深思啊！



（在钱穆墓的后面山坡上可见浩渺的太湖）